关于 “ 地域文化课程 ” 的若干思考

王霄云    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工程与建筑学院

[摘要]地域文化教学需要借用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。本文结合三秦文化的实例，探讨这个问题。提出三个建议:必须描述出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征；必须从空间关系和发展过程的角度探讨区域文化的内在机制；必须找准可供传承的历史经验和可以创新的现实机遇。

[关键词]地域文化；人文地理学；空间结构；特征塑造;发展过程

任何学科或课程，如果不对方法论进行探讨，或者刻意回避这个问题，都是不可思议的。笔者在“地域文化”的教学过程中，有深刻的感受。鉴于该课程在学科属性上与“人文地理学”最为接近，所以，想结合人文地理学的一些理论与“ 三 秦文化”的具体案例，从四个方面作一些粗浅的讨论。

一、地域文化的特征塑造

阐述“地区差异”，一直是地理学的主要任务之一， “地域文化”也要在这方面着力。文化具有区域性特点。中国幅员广大，不同的地域之间因不同的自然和人文环境，而在文化上显示出不同的特色。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指出：“中国文化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化，时代的差异地区的差异，远远地超过文化的统一性”；忽视了地区差异，“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。因而，地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一定要突出和强调“特征塑造 " （ character building )，尤其要抓住典型特征，否则“千地一面”、“千篇一律”，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将无从区别。

在塑造特征的过程中，要注意 三 点:其一，培养认真观察、仔细分析的习惯，不能走马观花，随便堆砌，也不能臆造一些根本不存在的“海市蜃楼”式的特征。不能人为制造一些“虚”的地域特征。其二，要尽量避免“自我中心”，要多和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横向间的比较。不能动辄将一些地域特征看作“怪现象”。其三，要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地域文化的特征，任何地域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。

兹举一例。我们知道，居住、饮食、服饰等民俗文化，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而长期以来形成的“八大怪”、“十大怪”的说法，就是地域民俗文化的通俗表达。它们是从“外在者”的角度对三秦文化的判读 ，但是，也不是随便拼凑的。我们在讲述时，不能“少见多怪”，相反，要结合具体实际，从民俗文化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入手，解读这些民俗事项出现的根源。比如，“房子半边盖”是关中农民根据地理环境而选择的特定的居住形式，这种“厦子房”在建筑材料、布局、外形和内部特征等方面，都深深打上了环境的“烙印”。再如，在饮食民俗方面，陕西人爱吃面、爱吃辣，与某些地方的民俗有相同之处，也与居住地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。通过对比，我们就会对这些民俗有更深的认识，而不会动辄视之为“怪事”、“陋俗”、“奇风异俗”、“落后的文化”。而有的民俗也发生了变化，比如随着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，“姑娘不对外”这种婚俗观念最近几十年大有改观，只要双方情愿，距离再也不是问题了。这印证了一个道理:地域研究中，地域特征是随时间而变化的;对复杂的信息要多方照顾，并给出合理解释，这样才能表现出地域的“天然赋予的真实性”。

二、地域文化的空间关系

未经地理学训练的研究者，往往会对空间结构进行粗浅的“经验性诠释”。我们讲“地域文化”要避免这种做法，要“跳出”本区域的限制，从更广阔的区域视野，“俯瞰”该地域的文化。中华文化辉煌灿烂，各地的文化就像璀璨的星辰一样，闪耀在巍巍中华的寥廓夜空。它们之间不是毫无关系的，各种地域文化之间相互接触，在空间上延伸，形成了由众多地域系统组成的、复杂多变的关系网络。这就像下棋，不能拘束于一角一隅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。

地域文化之间，“彼此维系，彼此推动，也彼此互有参差。”例如，三秦文化与三晋文化有紧密的联系。从地理上讲，黄河由北向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，成为天然屏障，但是，两省人民仍然通过渭水、汾河或黄河上的渡口，相互往来，互通有无，自古即结成“秦晋之好”。晋惠公时，晋国连年大旱，秦穆公决定“借粮”。大批粮船沿着渭河-黄河-汾河-浍水，从雍运到绛，史称“泛舟之役”。

秦晋之间的贸易向来有所发展。两省的商人在交往中团结合作，结下深厚的友谊。陕商和晋商成为明清时期“十大商帮”的重要成员，具有历史的必然性。据研究，“西自西宁，东至安徽亳州，山东聊城，河南开封、洛阳、赊旗镇，湖北的汉口镇、钟祥、当阳、郧西、石首、公安、江陵、随州等县，都有秦晋两省商人合建的‘山陕会馆’，一致对外，维护两省商人的利益和信誉，也是其他行省人所没有的。” ]除了会馆这一媒介外，陕商、晋商兴起的原因方面，也有很多其他相似的文化要素。可见，三秦文化与三晋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而讲述“商帮文化”是其中一个很好的切入点。

三秦文化与“楚文化”、“草原文化”（尤其是内蒙古的文化)等 ，也有若许关联。秦巴山区作为地理上的南北过渡地带，在文化上又居于何种地位、起着何种作用？发源于三秦的法家文化与发源于楚地的道家文化 ，是如何发展成为全国性传统文化的？历史上著名的“茶马互市”是如何改变陕西与少数民族地区日常生活的？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。总之，三秦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、与整体的中国文化之间，是一体多元的关系，空间上的复杂关系也有待梳理。

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、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，地域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。三秦文化在这方面表现得很突出。众所周知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“大陆型性格”。:"]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时期和所有的地域文化都闭塞、落后，与其他外来文化缺乏交通。例如，汉唐时期的三秦文化曾有过大规模的对外交流，体现出“极恢廓的胸襟与极精严的抉择”。它勇于探求的精神，在当时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。“丝绸之路”是东西文化交流的“大动脉”；而长安就是它的起点和终点。通过这条“大动脉”，三秦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，相互补充，共同发展，创造了各自的辉煌。我们可以自豪地说:沙漠和高山固然造成自然的“障壁”，但我们的祖先们仍然积极地进行着文化交流。这也是三秦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贡献。正如有人所言，如果没有“丝绸之路”，“在中国的西部原野上，在通向西亚以至欧洲的路上，驼铃该没有那么响亮，商队该不会那么热闹，西部草原和沙漠上该笼罩一种现实的和历史的寂寞! ”当然，地域间的文化交流是相互的，三秦文化受益于“丝绸之路”沿线地区文化的影响也很大。例如，“唐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时代。开元天宝以后这种异国倾向更加浓烈，长安已成为蔚然成风的胡风、胡俗的一大中心地。”文学、艺术等方面也是如此。近些年，我国推进“一带一路”计划，“丝路学”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。我们在讲述三秦文化时，不能遗漏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资源。

三、 地域文化的发展进程

世间万物都是变化着的。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，地域文化也是如此。地域之间既相互联系，相互制约，地域之内也有特定的发展变化过程。在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，地域文化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约束，同时，表现出阶段性的特征。

以三秦文化而言，帝都因素影响极大。“秦中自古帝王州。”三秦地区在我国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和深厚的文化内涵。历史上，曾经有很多政权在西安地区建都，历 时 1133年之久。但是，它也表现出阶段性特点。在“都城时期”，三秦文化具有“国家文化中心的地位及影响”，以都城文化引导地域文化的特征，丰富、先进、多元，产生过强大的扩散和传播功能。而在唐代以后的“府城时期”，三秦地区的政治地理优势不如往昔，但是它仍然是政治、军事战略要地，在若干领域仍然是区域性的文化中心。在近现代时期，三秦文化在全国居于重要地位，无论是文化、艺术、教育、科研，都涌现出了丰富的成果，越来越适应社会发展需求，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。

关注地域文化的发展过程，说到底就是用历史的眼光审视地域文化的纵向脉络。分析它的阶段性特点或时代差异，就是“明变”；分析其变化、兴废的原因，就是“求因”；用历史的观念探讨地域文化的价值、效果、影响，就是“评判”。不明其变，不求其因，不加评判，就无从了解地域文化的来龙去脉。

四、 地域文化的传承创新

“知古不知今，谓之陆沉;知今不知古，谓之盲瞽。”我们进行地域文化的“特征塑造”，探究地域文化的空间关系和发展进程，是为了发现规律、总结经验，为今后陕西省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和参考建议，做好地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，达到资治益世的目的。所以，我们在讲“三秦文化”的时候一定要怀有“资治益世”的眼光。

生态环境对于任何文明的发展都是不言而喻的。通过讲课，我们也要使学生养成这样的认识:三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生态环境的改善。在过去，为什么很多王朝都建都于此呢？那是因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，这里自然环境是比较优越的。但是，几千年来三秦地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恶化，主要表现在植被锐减、水资源短缺、土壤退化、污染增加。这在过去是难以避免的，但是在现在则完全可以有所改观。这种改观主要体现在思想和制度上。“环境的危机始于我们各人心中，也终于我们心中。只要我们能调整内心与自然的关系，即可改进此种危机。思想上，我们应该关注关中、秦岭、黄土高原地区的生态环境，增强环保意识的教育;制度上，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人为破坏，贯彻好我国关于西部大开发中封山育林、退耕还林等方针政策。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支撑，地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就无从保障。

再如，陕西省的未来发展需要以对三秦文化的历史定位为基础。陕西省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结合点、枢纽地区，担负着重大责任，而它的发展也有赖于对三秦文化的认识。三秦域内有举世闻名的古都和历史文化名城，有重要的交通位置，有强大的科教、商贸、金融、信息、旅游、会展等资源，更有深厚的文化积淀。这些都是我们制定科学、理性的发展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。

总而言之，我们在讲述“地域文化”时，要充分体悟和运用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论，要努力描述好地域的文化特征，从空间关系和发展过程探讨区域文化的内在机制，找准可供传承的历史经验和可以创新的现实机遇，不仅使学生了解了家乡，而且使所学有益于当世。以上是笔者在地域文化教学中的一得之愚，希望能略供同行参考，若能举一反三，运用入化，则纯属意外之喜了。

摘录于《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》